每天超过10万人浏览买保险的、卖保险的都在看！点上方蓝字加 17岁那年，出于对某种生活的模糊憧憬，我报考了中国最好的医学院。直到交志愿表的前一个月，我还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医学生。就在这时，朋友向我说起她看过的一个纪录片，医院妇产科名医林巧稚，如何医术高超，做人一品，说那灰砖绿瓦的医学院如何著名，培养一流的医学生。几句话勾勒的图画，在一刹那击中了我的某根神经。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。我一边觉得这8年医学生活会充满艰辛，一边又觉得它将不同寻常、不落俗套。
同级的30个新同学，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医院，并立志要做当代名医。只是很快，这些辉煌与欣喜便被稀释，接下来是真实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长久考验：我们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，硬着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，早上睡眼朦胧地给全病区的病人扎针抽血，抢着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，每晚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。直至最终，我们把几年学过的内外妇儿几本大厚书摞在一起，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个月，昏天黑地。然后熬过了冗长的毕业考试。
除了选修课之外，8年下来大大小小总共考了59科。而在这8年中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说医学本身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，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，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重担、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。这份职业，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，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，脱不了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。
我毕业没有做医生，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导师看着我，忍不住说：“你不做医生，很可惜”。
那段时间，妈妈经常在电话里说上楼很吃力，这表明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。我让她来北京复查，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扩张术，强度也不大，还能解决点问题。医院积累的关系，我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但就在治疗前，一项必须的检查除了发现重度二尖瓣狭窄外，还发现她的瓣膜有血栓。医生说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做球囊扩张了，如果要做，必须是开胸手术。在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。
对当时月生活补贴仅多元的我来说，5万元的手术费，是个庞大的数字，去哪儿筹这笔巨款呢？那晚，按照实验计划，我必须去丰台区大红门屠宰场取10只猪眼睛回来做实验。屠宰场上班的时间是午夜。我先在漆黑的夜里等了一个小时。待工人上班后，我穿过血流成河的地面，听着猪临死前凄惨的哀鸣，看着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头猪的眼睛。我飞快地付了50元钱，逃离现场。
我拎着盛着猪眼睛的冰盒回到了昏暗的实验室，强忍着瞌睡，在地下实验室一直忙到天亮。等我回去时，妈妈还在等我。她态度坚定地告诉我：“我想好了，暂时不做手术。”作为一个医学生，我没能说服妈妈。当然妈妈和我都明白：我付不起这笔巨额手术费。
这一夜对我来说，刻骨铭心。
第二天中午吃饭时，导师对我说：“听说科里名额紧张，今年的已经用掉了。我的科研经费账户里还有差不多3万美金，我可以去跟院长说，要求你留在眼科，我用科研经费付你工资，带你看门诊。以后咱们爷儿俩每周可以抽两个半天去图书馆，一起讨论问题，把我会的全教给你。我相信你会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。”他描述的生活让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动心，但很快就被现实淹没了。
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，真不知道怎样告诉他。就在昨天，我已打定主意，医院去美国做科研。我最终还是咬咬牙告诉导师：“我不打算做医生了。”
“多可惜，为什么？”老人很惊讶。
为什么不做医生？有的理由我无法跟老人说。他一生思想那么单纯，心态那么乐观。他能懂得身处在我们这个年代，一个平凡医生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？他会认为现在医学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，还有其他问题因为过于宏大过于庞杂而无法解决吗？他能接受张孝骞、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年代一去不返了吗？他能告诉我一个有宿命感、同时又追求丰富性、多样化的年轻医学生，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和平静吗？
8年前，我因为林巧稚、琉璃瓦、救死扶伤选择了学医。8年中，我也曾品尝过学医的幸福，但是这幸福这艰辛，最终在渺小个人、庞大社会、迅变时代、科学进展的杂烩汤里被渐渐稀释。
鲜为人知的隐痛
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问大家：“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，没有担保人，没人交住院押金，经济情况不明，给不给他治？”如果按照上学时我们所受的救死扶伤的教育，当然无需思量，马上抢救。医院的教育结果，首要的问题则是医疗费由谁来付？
众所周知，医院分工严格，医生只是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，医院，甚至连药房他都使唤不了。与以往在家看病抓药的老中医的权限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：病人性命攸关，医生见死不救。仿佛医生个个都是势利眼，只给富人治病，不给穷人看病。
在看病这件事上，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，而忘记了医患身处的医疗环境。
有一项调查其中问道：“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”？在被调查的多位医生中，大多回答是“太多了”。
在越来越多人们的印象中，医生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。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医生这个职业的辛劳与风险。有项调查得出结论：“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。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，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，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，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询，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。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，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，不堪重负。”
当医生成为病人
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，行医50年，到晚年时得知自己得了喉癌。他成了病人。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、习惯发号施令，但自己成为癌症病人后，遭遇和心情与其他病人如出一辙：他不敢面对疾病的真相，他被护士嘲笑“脖子短”，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，他眼前的商业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……
他自己开始意识到，其实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，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，再度回来工作时，视野才被打开”。
处在“病人”角色的他，终于意识到，医生的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是多么意味深远。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成为病人后，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“误诊”的倒霉经历。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，但回想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没被病人告过，可他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错误。
他在《亲尝我自己的药方》一书的序言中说：“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，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，很不幸的是，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告诉你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。”
现代聪明病人
我的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，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《别让医生杀了你》。她的这种行为，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性。这样的病人，医生管她们叫做“刺儿头”病人。比如，我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：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，老老实实，一句不问，而那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女知识分子，事儿事儿的，问题有一箩筐，看了就头皮发麻，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。
手捧《别让医生杀了你》的这位朋友，继续按照她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。因为在她看来，她的最终目标是——争取最好的医疗，为自己的健康打算。为什么看《别让医生杀了你》？她的解释是：这是我第一次住院，总得了解一下医疗这一行的真实情况，从各个方面，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，然后，我才知道怎么防患于未然。
自然，面对医生，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。比如，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，她会问这位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，问那位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。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，只不过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、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。
据她回忆，几乎每天查房时，医生走到她的床前，她都带着笑容，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准备提问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，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。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、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。其中有些趣闻和故事，我从来没听过。
最后她出院时，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：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？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：你的水平岂止医专，有些本科的学生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。
这样的一个“刺儿头”病人，在治病的过程中，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，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，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。最后，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，带着健康满意回家。
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，最柔软之处在于——坦率和真诚。做一个能吸引医生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，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。
现代医学困境：好医生和“牛”医生
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。大半年前，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。有天，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，语气焦急，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，单子上写着：乳腺肿块边缘不清，血流丰富，怀疑是恶性肿瘤。朋友心情极其低落。
转天，她拿着B超结果再去看这位老专家。老专家仍坚持说：“目前很难说是恶性，相信我这双手，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。”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：边缘欠清，血流不丰富，乳腺增生，建议随诊。两份结果截然相反，她哭笑不得，手足无措，不知信谁。
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，朋友似乎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“秋菊”，又马不停蹄医院的许多医生。无一例外地，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：切出来看，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。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，我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。她再去问老专家，老专家却仍说：不要随便动手术，相信我这双手吧。
她去做了份钼靶检查，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。再拿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，一位中年妇女突然闯进老专家的诊室，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。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，表情痛苦。老专家看见人群里的我朋友，正了正色，说：“改天来看吧，不要挂号，直接来吧。”
动手打人的这位女病人，5年前曾看过老专家，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，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，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。这位女病人切了乳房，倒是再也没复发。但她的生活却因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下了岗，离了婚，经济窘迫，生活无着。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悲惨的生活，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。
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，看病理结果？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动粗的危险，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，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？
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，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、戒备甚至敌视后，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。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，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。
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，“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。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，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。”他不惜冒着可能被埋怨、被误解的危险，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。“请相信我这双手吧。”不知道在现在，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，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、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，有几个愿意相信这位一腔真诚的医生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，反过来把医生告上法庭？
只剩下治病，不再是治人
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，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，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，你会选哪个？朋友小何说，她会选择后者，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。
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，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。成为“办公室政治”牺牲品的她，郁闷至极，经常感到胸口闷、呼吸困难、心跳快、手脚麻。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，以为是甲亢，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，医生都说——没事，回家待着吧。
“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小医生，她看了化验单之后，可能看我挺顺眼，也可能碰巧那天她不太忙，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。我看她那么面善，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。结果，聊完了，感觉好多了。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。我用她教的方法，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，感觉好多了。”
医学的发展，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。被誉为“现代科学之父”的乔治·萨顿，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：“科学的进步，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，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，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。从广泛的意义来说，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，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，或者成了行政官员、操作工，以及精明能干、善于赚钱的人。”
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。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，而现在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。
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，医院看病。她做好了不厌其医院，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。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。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，她连名字都叫不全，也不知道作何用途。
一周后，等所有结果出来后，医生说：妇科没事，去肾内科看看。她去了肾内科，又是一堆检查，一周后，结果正常。医生冷冰冰地说：我这里没事，去骨科看看。小何问我：“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？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，还按器官系统划分。”
导致医患之间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，并不能完全责怪作为个体的医生。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：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，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。
因为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，使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，已在短短几十年内，猛然切换成了“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”。医院，就像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。我们上流水线，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。
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，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。而在医学“科学主义”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，接近平民的温情，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。
我的母校，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。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，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时，“医学传教士”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。
上学时，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：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，率先赋予了冰冷的“白大褂”以温情。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“社会服务部”，提倡医生、医院，走进胡同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。兰安生教授还邀请“国际平民教育之父”晏阳初，医院讲课。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：“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。”
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，甚受触动。日后，他脱下“白大褂”，换上“灰长衫”，博士下乡，来到中国农村。这位“中国公共卫生之父”，自己当医生，妻子当护士。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，在医患之间，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。（文章有删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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